□周学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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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暑期,3D动画历史片《长安三万里》意外走红,成为街谈巷议之作。题目锚定长安,但山东元素不时闪烁,成为烘托主题不可或缺的重要地域元素。
《长安三万里》以老年高适的回忆切入,讲述他与李白、杜甫年少相识后跨越数十载的情谊和追逐人生理想的故事。李白、杜甫功名仕途一路坎坷,高适半生蹉跎之后,暮年成为封疆大吏。因此,“长安三万里”,可以视为反映人生追求艰辛之作。
长安是唐朝京都,是政治理想和抱负的象征,但“三万里”却显示长安的“遥远”,所谓“长安米贵,居大不易”是也。山东并不是李白、杜甫、高适的家乡,有幸的是,山东成为李白、杜甫、高适的“温暖之乡”。
在高适的回忆中,忽而长安与洛阳,忽而塞北与梁园,在干戈寥落的动荡岁月中,山东散发着炉火一般的温暖,庇护过三位诗人飘荡的灵魂。诗文记录显示,李白在山东济宁居住23年;杜甫曾先后两次来山东,在济宁等地累计时间长达8年之久;高适有几年常在齐鲁淮楚之间游历,其中在山东东平待了三年。
长安远,山东近;长安冷,山东暖。山东为什么能成为李白、杜甫、高适相聚之所甚至长居之地,最终不断勾起回忆?回答是:亲情、友情和缘分。
杜甫到山东,主要是父亲和兄弟在这边。杜甫(712年2月12日~770年),祖籍湖北襄阳,曾祖父杜依艺为巩县令,遂居巩县(今属河南),但杜甫的父亲杜闲在兖州任司马,他曾说:“东郡趋庭日”,意思就是说来接受父亲的教海。另外,他的弟弟杜颖,在临邑县任主簿。安史之乱时,他的另两个弟弟也在山东。
李白到山东,主要也是受亲情牵引。李白(701年2月28日—762年12月),《旧唐书列传·第一百四十·文苑下·李白传》记载:“李白,字太白,山东人。少有逸才,志气宏放,飘然有超世之心。父为任城尉,因家焉。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、韩沔、裴政、张叔明、陶沔等隐于徂徕山”,这个记载当中,李白交友于徂徕山无误,但父亲任职山东说不确。
李白的籍贯,公开说法有四川绵阳江油、陇西成纪、吉尔吉斯斯坦碎叶城三种,山东只是“第二故乡”,根据李白诗集中的一首《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》,诗题中称呼“任城六父”, 显然是李白的六叔父在济宁任城任职,而不是父亲。从李白诗文分析发现,其亲戚在鲁任职的还有不少:兄长在中都(今汶上)当县令,族弟李凝在单父(今单县)当主簿,从祖在济南当太守,近世族祖李辅在鲁郡(今兖州)当都督。所以,李白从湖北迁家到山东,是奔着亲戚多来的,他称自己为“侯门士”, 即官宦之家,也不算夸张。
高适和山东的缘分,从地缘上说,比杜甫和李白都要近。高适(约704年—约765年),唐朝渤海郡(今河北景县)人。渤海郡在隋朝时期,相当于今天山东省滨州市、商河县以北,乐陵市庆云县及河北省南皮县以东,黄骅市以南,东至海。因此,高适在地缘上似乎可以称作“半个山东人”。
高适的“第二故乡”梁宋,和山东也很近。公元719年,20岁的高适初游长安不遇,721年寓居于梁宋。“梁宋”地区,是今以河南省商丘市为中心的地区。西汉时期,商丘赫然矗立“三百里梁园”。这个梁园,大家并不陌生,在《水浒》第六回,鲁智深、史进二人说了一句后人经常引用的话:“梁园虽好,不是久恋之家。”话中的梁园,就是吸引高适居住的地方。
梁园是西汉梁孝王刘武修建,是游猎、出巡、娱乐等多功能的苑囿,《史记》记载梁园“方三百余里,广睢阳城七十里”,范围不局限在今天的商丘,还包括今山东曹县、单县的部分区域,如单县栖霞晚照即是当时梁园胜景之一。1996年版《单县志·文物名胜》载:“栖霞山:又名梁王台,即今单城西南角高埠。栖霞晚照,为单县古八景之一。”其遗址在单县护城堤的西南部。这也让高适和山东产生了紧密的地缘联系。
宋州是高适的“精神眷恋之所”。高适从21岁到46岁,除几次出游外,多在宋州度过。据考证,高适在宋州创作的诗歌,能够确认的有69首之多。
高适和李白、杜甫三人第一次相见,就是在高适居住的梁宋。公元744年,43岁的李白和32岁的杜甫在当时的东都洛阳一见如故,结为挚友,分别前,二人相约在梁宋会面。同年秋天,两人如约到梁宋,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。在这次梁园相会,李白写下了著名的《梁园吟》,并留下了千金买壁的典故。
高适和李白、杜甫相遇,三人一见如故,就和“山东”发生了紧密的联系。公元745年,李白、杜甫、高适同游山东蒙山等地之后,在曲阜停留数日,高适、杜甫与李白作别——此次分别之后,高适与李白未再相见,高适和杜甫前去济南参加新任北海太守李邕的宴会。李白与杜甫相别时,杜甫写了《赠李白》一诗:“秋来相顾尚飘蓬,未就丹砂愧葛洪。痛饮狂歌空度日,飞扬跋扈为谁雄?”值得注意的是,745年秋到748年末,高适在东平居住时间较长,曾作《东平路作三首》等诗,其中写道:“南图适不就,东走岂吾心。索索凉风动,行行秋水深。”
杜甫和李白在山东留下不少诗作。杜甫的《望岳》诗天下闻名,属唐诗名篇,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是千古名句;杜甫参加李邕宴会写的 《陪李北海宴历下亭》写的“海右此亭古,济南名士多”也很有名,不仅是总结,贵在有预示——彼时,李清照、辛弃疾、张养浩、李攀龙等济南籍诗词大家、文坛领袖还没有出现。李白在山东作诗不少,写泰山“天门一长啸,万里清风来”,表现出“诗仙”本色。
高适和李白、杜甫三人在山东相处融洽。当时国家处于盛世末期,危机还没有爆发,社会环境平稳;从出身来看,杜甫和高适都属于名臣名将之后,李白是“商二代”,但其时诗篇已名誉天下,三人志趣相投,对未来怀着憧憬。
天宝十四载(755年),范阳等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,对唐代整个政治、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与影响,在社会危机前的不同选择对三人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有人说,高适、李白、杜甫三人,就诗歌艺术才能比较,李白>杜甫>高适;就社会情商而言,正好相反,高适>杜甫>李白。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。高适至德元载(756年),擢谏议大夫,不久任淮南节度使,晚年进封渤海县侯,食邑七百户。李白政治眼光不足,在安禄山谋反之前,一度想投靠安禄山,幸好不遇,而在此之前,安禄山已有反相;李白后来成为永王李璘的幕僚,但李璘反叛,悲剧在所难免;而杜甫,《新唐诗》本传说“放旷不自检,好论天下大事,高而不切”,难堪大任。
《长安三万里》中,有人对李白等人孜孜求于仕途之达不甚理解,其实,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,人的职业选择是非常有限的,务农、做官、当兵,是主要的选项,像李白出身于商人家庭,反而属于社会的末流。
《长安三万里》中,有人对高适不能救处于反叛阵营中的李白,也有微词。其实,反叛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大罪。高适做人既有情义又有原则:一是高适多次救助流落到四川的杜甫,说明他不忘旧情;二是高适在任谏议大夫时,敢于直言,比如玄宗打算用诸位王子分别镇守各地,高适极力反对,最终永王反叛也证明了高适锐利的眼光。
人事有沉浮,品格无价,真情无价。高适晚年在蜀州(今四川崇州)任刺史时,写下对故友杜甫的思念诗《人日寄杜二拾遗》,其中曰:“人日题诗寄草堂,遥怜故人思故乡。柳条弄色不忍见,梅花满枝空断肠。”
杜甫晚年在夔州则作《昔游》,回忆与高适、李白在山东同游的往事,第一句就是“昔者与高李,晚登单父台。”单父台即宓子贱琴台,子贱是孔子的学生,曾作单父宰,鸣琴而治,后人思之,因名其台曰琴合,在今山东单县。
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成就光焰万丈,高适的诗歌成就虽然比不上二人,但“战士军前半死生, 美人帐下犹歌舞”等边塞诗,也足以名垂千古。世事变迁,沧海桑田,三人际遇不同,但在齐鲁大地相聚度过的这段真情岁月,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。
长安三万里,温暖是山东,最忆是山东。
(大众报业·)